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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因始终是辅助，内因才是这一轮民企信用风险暴露的本质原因。随着本轮信用风险的发酵，民企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行事规范上的一系列问题也开始逐渐浮出水平：富贵鸟违约后惊现42亿巨额违约担保和资金拆借，遭证监会、上交所调查；雏鹰农牧违约后“肉偿”还债，债券利息用火腿等存货支付，开创了中国债市实物支付的先河；宏图高科的7亿中票到期后，单方面暴力宣布展期，拒发违约公告；华业资本的大股东通过虚构应收款项转移百亿资金，在债券违约后公司实控人不知所踪；永泰能源违约后偿债态度极消极，不愿变卖资产，债权人求偿之路漫漫等等。相比较于外部环境融资的恶化来说，民企的这些行为才往往是导致投资在这敬而远之的罪魁祸首。

但是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之下，一旦经济企稳，可能换来的是去杠杆卷土重来。无论是17年清理地方政府违规融资、还是18年清理PPP，实际上城投政策都整体偏紧，但最后由于融资收缩超预期的发酵以及贸易摩擦的产生，去杠杆进程不得不暂缓。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未解决，虽然目前依靠专项债的财政扩张手段形成的债务更加显性化、规范化，但趋势上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依然是在增长的，偿债压力有增无减。因此一旦条件成熟，去杠杆的政策可能会卷土重来，而如此大体量的隐性债务在逐步解决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城投债的违约，投资者需要注意提防。

他的言行足迹，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鲜明宣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高度契合。郭口顺真正做到了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那就是凭着信仰与信念的力量，与岁月顽强对抗，不服垂垂老矣，永葆蓬勃朝气，永做人民公仆，勇当时代先锋，无愧民族脊梁。

唐宜红认为，中国应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背景下，调整完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体系。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应在开放型世界经济指导之下确定目标导向，以开放、普惠、平衡、共赢、发展为目标，梳理我国现有对外贸易相关政策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相符合的内容，完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在遵守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及创立新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下，调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在遵守规则和适应新的发展，积极参与WTO改革及区域和经济一体化合作过程中，调整和构建中国新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

（2）外部融资能力很强。地产融资渠道很多，包括银行贷款、债券、非标、融资租赁、美元债、Reits、资产证券化以及夹层融资等等，因此即使某些渠道有所收紧，但地产仍然能够找到其他的融资替代方式。比如17年地产行业贷款和发债都有所收紧，但非标放量导致地产整体融资并未出现收缩。

如今，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要来了。《意见》指出，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根据各行业发展特点，制定客观定量、简单可比的标准，划定参评机构范围。参评标准可采用金融机构的规模指标，即所有参评机构表内外资产总额不低于监管部门统计的同口径上年末该行业总资产的75%；或采用金融机构的数量指标，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参评机构数量分别不少于30家、10家和10家。